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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頭蟲問：“改什麼字？”
小黎黎說：“‘真’，把‘真’字改成‘珍’，珍珠的‘珍’，好不好？”
大頭蟲答：“好的，珍珠的‘珍’。”
小黎黎說：“知道我為什麼要給你改這個字嗎？”
大頭蟲答：“不知道。”
小黎黎問：“想知道嗎？”
大頭蟲說：“因為……我不知道……”
其實，小黎黎所以改這個字是出於迷信。在銅鎮甚至江南一帶，民間有種說法：男人女相，連鬼都怕。意思是男人生女相，既陽又陰，陰陽相濟，剛中帶柔，極易造就一個男人變龍成虎，做人上人。因此，民間派生出各式各樣指望陰陽相濟的方式方法，包括取名字，有些望子成龍的父親刻意給兒子取女人名，以期造就一個大男人。小黎黎想這樣告訴他，又覺得不合適，猶豫一會，掛在嘴邊的話又被猶豫回了肚裡，最後只是敷衍地說：“行，那就這麼定了，就叫金珍，珍珠的‘珍’。”
這時，省城C市的景象已依稀可見。
船靠碼頭後，小黎黎叫了輛黃包車走，卻沒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水西門高階小學，找到校長。校長姓程，曾經是N大學附中的學生，小黎黎在N大學讀書期間，包括後來留校教學的頭些年，經常去附中講課，程因為生性活潑，有地下班長之稱，給小黎黎留下不淺的印象。中學畢業後，程的成績本是可以升入大學部的，但他迷上了北伐軍的制服和裝備，扛著一杆槍來跟小黎黎作別。第二年的隆冬時節，程還是穿著一樣的北伐軍制服來見小黎黎，卻已經沒了槍，仔細看不單是槍沒了，連扛槍的手都沒了，袖管裡空空的，像只死貓一樣，癟癟地倒掛著，看起來有點怪怪的可怕。小黎黎彆扭地握著他僅有的一隻手——左手，感覺到還是完整有力的，問他能不能寫字，回答是會的。就這樣，小黎黎把他介紹到剛落成的水西門高階小學吃了碗教書匠的飯，從而使後者日漸困難的生活轉危為安。因為只有一隻手，程在當老師期間就被人叫做一把手，如今當了校長，可謂是名副其實的一把手了。就在幾個月前，小黎黎還和老夫人曾到這裡來避過戰亂，住在一間以前是木工房的工棚裡。這天，小黎黎見到一把手，說的第一句就是問：
“我住過的那間木工房還空著嗎？”
“還是空著的，”一把手說，“只放了些籃球和皮球在那。”
小黎黎說：“那好，就把他安排在那兒住吧。”手指著大頭蟲。
一把手問：“他是誰？”
小黎黎說：“金珍，你的新學生。”
從這天起，大頭蟲就再也沒人喊他大頭蟲的，喊的都是金珍。
金珍！
金珍！
金珍是大頭蟲在省城和以後一系列開始的開始，也是他在銅鎮的結束和紀念。
隨後幾年的情況，小黎黎的長女容因易提供的說法是最具權威的。
在N大學，人們稱容女士都叫先生，容先生，不知是出於對她父親的緬懷，還是由於她本人特獨的經歷。她終生未嫁，不是因為沒有愛情，而是因為愛得太深太苦。據說，她年輕時有過一個戀人，是N大學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無線電技術——一個晚上可以安裝一臺三波段的收音機。抗戰爆發那年，作為C市抗日救國中心的N大學，幾乎每月都有成群的人棄筆從軍，熱血騰騰奔赴前線，其中就有容先生心愛的人。他從戎後，頭幾年與容先生一直有聯絡，後來音訊日漸稀落，最後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從湖南長沙寄出的，說他現在在軍隊從事機密工作，暫時要同親朋好友中斷聯絡。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鍾愛著她，希望她耐心等他回來，最後一句話說得既莊嚴又動情：親愛的，等著我回來，抗戰勝利之日即為我們成婚之時！然後容先生一直耐心地等著，抗戰勝利了，全國解放了，都沒回來，死訊也沒有見到。直到1953年，有人從香港回來，給她帶回一個音訊，說是他早去了臺灣，而且已經結婚生子，讓她自己組織家庭。
這就是容先生十幾年身心相愛的下場，可悲的下場，對她的打擊之深、後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10年前，我去N大學採訪時，她剛從數學系主任位置上退下來。我們談話是從掛在客廳裡的一張全家福照片開始的，照片上有五個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婦，是坐著的，後排站在中間的是容先生，二十來歲的樣子，留著齊肩短髮；左邊是她弟弟，戴副眼鏡；右邊是她小妹，扎著羊角辮，看上去才七八歲。照片攝於1936年夏天，當時容先生弟弟正準備去國外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