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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書，對教科書上的東西簡直沒興趣，所以經常逃課，連我的課都敢逃。復學後第一學期期末，他曠課率之高跟他的成績一樣令人矚目，全年級第一，是遙遙領先的第一。還有一個遙遙領先的是他在圖書館的借書量，一學期借書達200多冊，內容涉及哲學、文學、經濟、藝術、軍事，反正五花八門的，什麼書都有。就這樣，暑假時，父親帶他到閣樓上，開啟儲物間，指著希伊斯留下的兩箱書，說：
“這不是教科書，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後沒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過了一個學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間，同學們都開始忙做畢業論文的事。這時，系裡幾位教珍弟專業主課的老師都跟我談起，說珍弟做的畢業論文的選題有些問題，希望我出面做做他工作，讓他換個選題，否則他們是無法做他論文的指導老師的。我問是什麼問題，他們說是政治問題。
原來珍弟確定的論文選題內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數學家格·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基礎上的，從選題學術性上講，可以說是對數字雙向理論的模擬證明。而偉納科當時是科學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據說他門前貼有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親隨共產主義者不得入內。他還在硝煙瀰漫的朝鮮戰場上，慷慨激昂地激勵美軍士兵打過鴨綠江。雖然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也沒有主義之分，但偉納科個人強烈的反共色彩給他的學術理論也籠罩上一層森嚴的政治陰影，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對他的理論一般不予承認，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場上的。現在珍弟想證明他的理論，顯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風險。
然而，父親不知是犯了知識分子的毛病，還是被珍弟列在提綱裡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並希望他出面勸說珍弟改換選題的情況下，他非但不勸說，反而主動請纓，親自當起珍弟論文的指導教師，鼓勵他把選題做出來。
珍弟確定的選題是：《常數π之清晰與模糊的界線》，已完全不是本科學業內的選題，也許作為碩士論文的選題還差不多。毫無疑問，他這是從閣樓上的那些書裡找來的選題——
論文第一稿出來後，小黎黎的熱情更加高漲，他完全被金珍敏銳、漂亮而且符合邏輯的思維迷住了，只是有些證明他覺得過於複雜，需要作修改。修改主要是刪繁就簡，把有些無須證明的證明刪了，對有些初級因而不免顯得繁複的證明，儘量改用比較高階又直接的證明手段，那已經遠遠不是本科學業範圍內的知識了。論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兩萬多，幾經修改後，定稿時為一萬多字，後來發表在《人民數學》雜誌上，在國內數學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過，似乎沒人相信這是金珍一個人獨立完成的，因為經過幾次修改後，論文的檔次再三被拔高，於是就越來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畢業論文，而更像一篇閃爍著創立精神的學術論文。
總的說，金珍論文的優點和缺點都顯得很明顯，優點是它從圓周率出發，巧妙地應用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將人造大腦必將面臨的困難和結症進行了純數學的論述，感覺是有點把看不見的風抓住似的奇妙；缺點是文章的起點是一個假設，即圓周率為一個常數，所有驚人的猜想和求證都是在這個假設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難免有空中樓閣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你要讓樓閣落地，承認文章的學術價值，首先必須你堅信圓周率是一個常數。關於圓周率的常數問題，雖然早有科學家提出過，但迄今尚未有人證明它。現在數學界至少有一半人堅信圓周率是個常數，但在確鑿的證明或證據尚未擁有的情況下，相信也只能是自我相信而已，不能要求他人相信，就像牛頓在發現樹上的蘋果自由落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懷疑地球有引力一樣。
當然，如果你懷疑圓周率是個常數，那麼金珍的文章可以說一文不值，因為這是它建築的地基。反過來，如果你相信圓周率是個常數，那你也許會驚歎他竟在如此蠻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廈，感覺是用鐵捏了朵花似的。金珍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腦在數學意義上說就是一個圓周率，是一個具有無窮小數的、深不見底的數字。在此基礎上，他透過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較好地闡述了關於研製人造大腦的結症——人大腦擁有的模糊意識。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無法全知，也就是無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現有程式下，人腦難有徹底再造的樂觀前程，只能是儘量接近而已。
應該說，學術界持相似觀點的不乏其人，包括現在。可以說，他的結論並不新奇，他的誘人之處在於，他透過對圓周率的大膽假設和對數字雙向理論的巧妙運用，對這一觀點進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