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死了秦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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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一貫正確了。天下大事就是秦始皇一個人做主，丞相大臣都是順著他的意思去說去辦。總之，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秦始皇像一架失去控制的太空梭，聽憑自己過熱的腦袋把這個被取締了發言權的帝國臣民帶著東扎西撞。

漢朝人張釋之對漢武帝說：“秦以不聞其過，天下土崩。”確實有道理啊。只不過皇權專制的體系不改，漢朝的皇帝也一樣避免不了走到這樣的局面，雖然他的臣子們這麼苦心積慮地拿著前朝皇帝的覆轍來勸勉他。

緊跟著焚書，又發生了坑術士的事。

當時有侯生、盧生兩個騙子，是給秦始皇弄仙藥的，但是弄不來，於是想到了逃跑。逃跑倒是並不打緊，但是兩人臨逃跑前還說了很多話，都是誹謗聖上的，給秦始皇提了很多意見，諸如“貪於權勢”（喜歡獨裁）、“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不肯授權給百官）、“上不聞過而日驕”（皇上聽不進不同意見）什麼的，並且傳遍了咸陽。這就要嚴辦了！因為這是對皇帝進行人身攻擊，不是神藥的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於是秦始皇警覺起來，認為這個政治事件一定是代表了一批人。

秦始皇說：“我前一時間剛剛收繳了天下的書籍。但是侯生、盧生這幫人，弄不來仙藥不算，臨走還誹謗我。”秦始皇話裡的邏輯很古怪，收繳書籍和弄仙藥有什麼關係啊？！

其實很有關係。侯生、盧生的誹謗使秦始皇意識到：雖然前面收繳焚燒了民間書籍（目的是鉗制輿論、禁止議論與誹謗朝政），但這個工作並不很成功，侯生、盧生還不是在這裡誹謗嗎？秦王朝最忌諱的就是誹謗皇帝和非議朝政了。

任何統治者憑著常識都會進一步意識到：侯生、盧生的誹謗朝政絕不會是個別現象，類似的誹謗者在天下一定還有。那該怎麼辦呢？天下那麼大，不可能短時間內挨個排查，但咸陽就在腳下，如果排查出一些造謗分子，然後用重刑殺掉，就可以起到“以懲後”的作用，即震懾全天下的誹謗分子從此三緘其口，不敢再誹謗議論時政。所以殺的時候必須用極刑，而且殺得熱熱鬧鬧，用坑掉這種不常用的極端殘忍的做法最合適不過了，可以起到觸目驚人、以儆效尤的廣告作用。

於是，他下令在咸陽的“文學方術士”（頌太平和煉丹藥的人）裡進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個“妖言以亂黔首”的人（散佈誹謗朝政的言論的人），坑掉了，算是給天下所有的政治異見分子打了廣告。

整個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史記》上管它叫做“坑術士”。但後人出於對秦帝國的怨恨，或者借喻以說教當政者的需要，而把“坑術士”訛成了“坑儒生”。這是會誤導人們對這個事件的性質的認識的。

當然，被坑者中間也會包括一些儒生，但他們被坑不是因為他們是儒生，而是因為他們的政見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合，所謂“議論不合者”。這些人被坑掉是因為跟政府不唱一個調子，而不是因為他們學儒家。

焚詩書、坑術士這兩件事一前一後地緊隨發生，之間大有聯絡，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改造舊的分封制體系的意識形態，向皇權專制的意識形態轉型，倒不是和儒家過不去。而且，從史料上看，坑術士也好，坑儒也好——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坑意見不合者——並沒有擴大化。

對於秦王朝的“焚書坑人”，後代皇帝官僚們不應該整天咒罵它。它替後代君王做了思想向皇權專制開始轉變時難免要做的事情，雖然手段或許不如董仲舒建立一個從先秦儒家修正過來的新儒家，作為皇權時代主流思想以完成思想轉變來的高明。但在那個來不及有董仲舒的時代，而在有先秦風骨的人又很多的情況下，也許這麼做是客觀上的被迫選擇。後代皇帝，吃水不要忘了挖井人，吃飽了不能打廚子。

秦亡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呢？總結起來合計四個：第一，急於事功。大興建築，徵用民力太多，直接導致民生凋敝，“欲為亂者，十室而五”。

第二，分封制向皇權專制的過渡過於急劇。單一的郡縣制，而沒有適當雜以分封，在技術上有許多弊端，更主要的是違背了當時人們的普遍心理，造成了中下層社會的動盪。分封制的長期歷史慣性和反彈，醞釀成了一種巨大的反秦政治勢力。一些中層的精英豪傑，都普遍與秦為難。

第三，向皇權專制社會的思想形態過渡過於急劇，手段流於粗暴，導致“焚詩書、坑意見不合者”現象出現，一定程度地激化了中層精英與皇帝的矛盾，並且導致言路斷絕，講假話現象。

第四，忽視禮儀教化而專任刑罰。秦人重實幹，但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