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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義的思潮不斷高漲，逐漸地成為歷史潮流，任何人也無法改變這個潮流的總趨勢。以袁世凱為頭子的一小撮封建專制主義者，打著“救國救民”的幌子，推行帝制，表面看去聲勢頗為煊赫，實際上，他們是非常孤立、非常虛弱、非常不得人心的。
對於廣大人民來說，洪憲帝制是一場深重的災難：不僅政治權利被剝奪得乾乾淨淨，經濟上也受到一次洗劫。據當時人們統計，帝制運動共揮霍六千餘萬元，約相當於1914年全國田賦的總收入。①實際上，大大超過這個數字，據1916年9月16日《申報》載：財政部調查帝制耗款，達六萬萬元有奇。如此一筆鉅款，都是從全國各階層人民身上榨取來的。
如中國歷史上暴戾貪狠的專制帝王一樣，袁世凱毫不關心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卻挖空心思地橫徵暴斂。在他的統治下，除照收前清的苛捐雜稅外，又接連發布各項新稅則，如印花稅法、驗契條例、販賣菸酒特許牌照條例、所得稅條例等。1914年春，他公佈“規復舊稅文”，命令“將舊稅速速恢復，新稅一一進行”；還告誡各省官吏，務必“實力奉行”，“不可沽名釣譽，亦不可畏難苟安”。②當年開辦驗契稅，規定“無論賣契典契，每張繳納查驗費一元，註冊費一角”。③並預計一年之內搜刮二千萬元。1914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國地畝，擴大田賦收入，打算從1915年，每年田賦增收三千萬元。同時，在廣東等地實行鴉片專賣，颳得二千多萬元。此外又透過加徵貨稅、發行公債和強取“愛國儲金”等，無情地刮取民脂民膏。“浩劫空前，人心思亂”。廣大人民不能再沉默了，於是紛紛奮起捍衛自己的利益。所以，袁世凱在其籌備帝制之時，已經播下了他失敗的種子。
從1914年至1916年夏，全國各地抗捐抗稅的鬥爭，此伏彼起，連綿不斷。自驗契稅公佈後，各地人民多拒絕呈驗，到1914年7月規定截止之期，“各省報解者尚屬寥寥”。袁世凱不得不一再批准延期，並多次嚴令各地縣知事加緊徵收，他說：“各省驗契為目前籌款大宗，併為人民確定之權利……徵收不力，殊屬有虧職務。”④而且處分了一批徵收不力的縣知事。在他的督催下，各地縣知事便“大張旗鼓，派差勒收”，以致逼死人命，激起人民猛烈的抵抗。在山東樂安和棲霞、直隸臨榆、山西盂縣、甘肅慶陽和寧縣、河南洛寧等縣先後都發生農民聚眾抗驗契的鬥爭，甚至焚燬縣衙，殺死知縣。
各地反對清丈地畝的鬥爭，比抗驗契稅更為激烈。東北三省幾乎“無縣無之”，⑤奉天省海龍、東豐和西安等縣規模最大。海龍縣農民數千人入城，包圍縣署，迫使縣知事停止清丈。山東肥城數千農民進城，“將縣署及四鄉清丈局四處焚燬”。⑥這些反抗鬥爭儘管是自發的、分散的，但卻是有力的，而且也是有成效的。如直隸易縣農民結成“山北社”，搗毀“清丈事務所”，淶水、涿縣、房山、固安等縣農民群起響應。袁氏聞訊，急忙於1916年5月24日下令“將近畿清丈和清查田畝各事宜，暫行停止”，各省也“一律從緩辦理”。⑦
1913年前後，袁世凱曾把民生凋敝歸咎於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派“搗亂”“破壞”，並向城市資產階級許願發展工商業。資產階級一般群眾一時也把袁政府視為自己的保護者。然而，他們很快就發現，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和正常地經營工商業，所需要對付的敵人已經不是袁所說的“亂黨”，而是耀武揚威的北洋軍閥、敲骨吸髓的稅吏和作惡多端的密探警察，他們“以新稅之複雜繁苛，奔走訴其哀怨”。⑧對帝制更公開表示不滿。袁世凱雖然能用力壓迫各地商會上書勸進，然而，除天津、北京與北洋財團有密切關係的少數大資本家（像以經營瑞蚨祥和織造洪憲龍袍而著名的山東孟家財團等）以外，他並未能得到資產階級的真心支援，尤其是江浙和廣東的資產階級以及絕大多數海外僑商，幾乎都抱反對態度。據《申報》載：“滬上各報，對於此次改革國體”，大都“熱罵冷譏”。⑨廣肇公所（上海粵商組織）和安徽商會公開拒絕上書勸進。
1916年初，當袁政府把各地商民存入交通銀行的“愛國儲金”挪作帝制經費時，“商民群起反對，鹹主解散機關，退還儲款”。同時，上海、蘇州、鎮江等地商會紛紛通電，反對江蘇貨稅加徵二成。1916年1月4日上海和蘇州商會致政事堂的電報抗議說：“舊稅未除，新稅疊增，苛捐巧取，層出不窮，脂膏已竭，何堪再剝！況入秋以來，謠諑繁興，危象疊見……已有文官加秩，武官加爵，商民加稅之謠。”⑩同年3月，袁世凱政府財政陷入崩潰的邊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