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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派不依靠人民群眾，完全指望光緒帝自上而下地釋出命令，實現改革。當他們得悉光緒將被廢黜的訊息，自然感到萬分震驚。在這危急的時刻，康有為想到袁世凱，認為“擁兵權，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擔心他“為榮祿用，不肯從也”。④便派自己的親信弟子徐仁祿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凱學得孔門的虛偽，卻無腐儒的迂氣，慣於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他深知維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諭之權，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賴，可有不次之擢，平步登天。因此，在徐仁祿面前，他極力奉承維新派，說康有為有“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徐仁祿用話激他說：康曾屢次向皇上薦舉你，皇上說：“榮祿謂袁世凱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為什麼與榮不洽？袁聽到這裡裝出恍然的樣子說：“昔常熟（翁同）欲增我兵，榮祿謂漢人不能任握大兵權。常熟曰：曾（國藩）、左（宗棠）亦漢人，何嘗不能任大兵，然榮祿卒不肯增也。”⑤
康有為接到徐仁祿的報告，對袁世凱確信不疑，立即請侍讀學士徐致靖奏薦袁世凱。徐在奏摺中說，袁“家世將門，深嫻軍旅，於泰西各國兵制及我國現在應行內治、外交諸政策，無不深觀有得，動中機宜”。並建議光緒帝“加官優獎”。⑥同時，康有為又透過維新志士譚嗣同（1865…1898）遞上密摺，要求“撫袁以備不測”。⑦當時，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四人剛剛被提拔為軍機章京，特加“參預新政”四字，賦予閱覽奏章、起草上諭的大權，深得光緒的信任。光緒即於9月11日發下上諭：“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⑧
註釋：
①《袁世凱致徐世昌函》，光緒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②同①。又《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③《袁世凱致徐世昌函》，光緒二十四年八月。
④《康南海自編年譜》，見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4冊，頁159。
⑤同④，頁160。
⑥徐致靖：《密保練兵大員疏》，見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2冊，頁338。
⑦同④，頁160。
⑧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2冊，頁84。
出賣維新派
9月14日，袁世凱遵旨入京。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他，詳細詢問了新建陸軍的情況。袁一一回答。當問及變法時，袁表示：國政腐敗，必須積極推行變法，方能有轉機。光緒“見袁極力讚揚新政，遂大信之，以為得一有力之助矣”，當天破格提拔袁為候補侍郎，繼續專辦練兵事宜。次日，袁入宮謝恩，光緒又誇獎他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①暗示以後不必受榮祿節制。袁“極輸誠悃”，連磕響頭。
袁世凱對新舊兩派之間的鬥爭本來知情，入京以後，更為了然。他仍採用兩面派的手法應付這種局面。一方面對光緒帝所賜特恩表示感激涕零，“慚悚萬狀”；另一方面卻登門拜謁了幾乎所有的“老臣”，如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匡力、剛毅、裕祿、王文韶和李鴻章等，對他們“備述無功受賞，萬不克稱”的心情；還與王文韶商量“擬上疏辭”。王勸阻說：此事“出自特恩，辭亦無益，反著痕跡。”②
儘管袁世凱向頑固派不斷表白心跡，但握有兵權的他突然被召見，並“超擢以侍郎候補”，仍然引起頑固派驚恐不安，造成“舉朝驚駭”的局面。③袁進京後，榮祿就製造“英、俄在海參威開戰”的謠言，藉機調董福祥軍到長辛店，調聶士成軍十營至天津，“防袁有變”。④並急電袁回小站佈防，唯恐他在京受維新派煽動。同時，慶親王奕匡力、端郡王載漪等多次赴頤和園，“哭請太后訓政”。⑤政局急劇轉變，新舊兩派進入最後決鬥。光緒帝處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詔說：“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⑥康有為於9月18日接到密詔，當晚集合維新派，“經畫救上之策”。當時，楊銳、譚嗣同、梁啟超、康廣仁、徐世昌皆來。大家痛哭不成聲，想不出萬全的辦法。最後決定由譚嗣同攜帶密詔，“說袁勤王”、“殺榮祿，除舊黨”。⑦
深夜，譚嗣同來到袁世凱的寓所法華寺。當時，袁已“探知朝局將變”⑧，又接到榮祿催促回防的急電，正趕寫奏摺，擬提前請訓回津，以便作壁上觀。突然來了一個皇帝的近臣，自然使他“心甚訝之”。⑨
兩人寒暄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