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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塔耳大學，來到倫敦時只有100英鎊；他哥哥是牛津大學拿羅氏獎學金的研究生，西蒙正考慮像他一樣拿到研究生文憑，同時他也在找工作。
西蒙在一次聖誕家庭聚餐時坐在我媽媽旁邊，媽媽告訴他和我聯絡。午飯前他剛找到我
，我們去街拐角處的希臘餐館吃東西，在那裡，吃著冷肉丸、土豆片和豌豆，西蒙向我解釋他想做什麼。當他就讀於納塔耳大學時，他在南非《星期天時代》工作過。他告訴我星期六熬通宵等第一份雜誌交印，然後夾著它去爵士樂夜總會的故事。我們交流著有關新聞業的故事，然後轉到了音樂上。
西蒙是個樂迷。因為我很早離開了學校，從沒有上過大學，所以錯過了躺著聽音樂那些漫漫長夜。即使在《學生》地下室裡經常播放音樂，我也太忙於拉廣告和同印刷商談判，沒空沉醉其中。如果我聽唱片，只知道自己是否喜歡它，卻不能把它同其他樂隊做比較，或者分析它受到了誰的影響。而西蒙好像聽過了所有樂隊發行的所有唱片，他不僅僅喜歡最近《門》的專輯：也能透徹理解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是如何做前一張專輯的，如何將這張專輯同別的音樂比較。在納塔耳電臺，他已主持了自己半小時的節目。我不久意識到他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更要懂音樂。
我們也談到政治。雖然我曾參與過很多的政治示威，比如反越戰遊行，但是同南非政治相比，這些不值一提。西蒙狂熱地喜歡音樂和政治，並且將音樂看作政治抗議的一種途徑，他在納塔耳大學的一個同學史迪夫？比克領導了南非黑人學生聯盟；西蒙的指導老師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被政府的警員射殺於自己孩子的面前。南非政府反對任何持不同政見者，西蒙無法像基米·亨德里克斯和鮑勃·迪倫那樣創作暗示政治和性的歌曲。
在我們喝咖啡之前，我已說服西蒙來維珍工作，職責是為維珍音像店和維珍郵購做採購。我們沒有尷尬的報酬談判，因為每個在維珍工作的人的工資是每星期20英鎊。
我們仍然在試圖將《學生》賣給另一家雜誌社，雖然已經一年沒有出版了，但是託尼依舊制造每一期的樣品頁，試圖加深潛在購買者的印象。因此他很高興把唱片採購的任務移交給西蒙，迴轉到更有政治性的問題——《學生》的未來。託尼僅僅給了西蒙一個不可違背的黃金定律：“維珍從不進安迪·威廉斯的貨！”然後在早上第一次聯合會議上辦完交接。
“你不必擔心，”西蒙說，“我決不會違背這個規定的。”
從那以後，西蒙開始獨立工作。我正同克里斯蒂熱戀，努力阻止她回美國完成建築學業，我為她提供一份修復莊園的工作：“來吧！你不必學習6年後才成為建築師，現在就開始做吧！”
沒有太多的勸說，她最終同意和我在一起工作。她很自然，有著完美的個性，長長的金髮，漂亮的精靈似的臉蛋，她為莊園購買巨大不凡的傢俱，不久成為倫敦所有拍賣行的常客。
在尼克管理郵購業務和維珍音像店的資金時，透過選擇庫存什麼唱片，西蒙開始清楚規定郵購目錄和維珍音像店，西蒙對音樂的感覺很快成為維珍文化最重要的部分。音像店不僅僅是音像店：它代表店主的品味。我不知道推廣什麼音樂，但是西蒙有很多絕佳的計劃去其他不知道的地方收購不知名的國外專輯。時尚與否往往只有一線之隔，而西蒙把維珍變成最時尚的地方。他開始直接從美國空運進口唱片，贏得競爭。我們過去只經營專輯，因為單曲要麼太粗糙，要麼是為招攬顧客而削本出售的。70年代的嚴肅樂隊“粉紅弗洛伊德”、“Yes”或“起源”很少發行單曲，這些樂隊也不出舞曲，他們的樂曲是需要躺著欣賞的。有很多關於同一首歌有不同錄音版本的爭論，我們出售一些和英國版本有不同包裝並且有時候歌曲版本也不同的美國專輯，這時候爭論變得特別激起人們的興趣。時至今日，全球市場裡光碟已經標準化。
我們主要從德國、法國和美國進口唱片、秘密交易私人收藏的演唱會實況錄音帶，還透過處理唱片公司清倉和脫銷的唱片賺了很多錢。由於我們經營郵購業務，所以我們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信定購特別的錄音帶，因此我們這些清庫品實際上還有一些剩餘需求，便宜選進流行的唱片再高價賣出對我們來說很簡單。
絕大多數人以為音像店的成功在於賣唱片，實際上，維珍在郵購和音像店兩者上的成功都基於西蒙採購唱片的技能，他能夠挑選出不在主流商店銷售的樂隊，然後透過維珍大量售出。他十分了解音樂，甚至在樂隊成功之前就能預知他們的唱片銷量怎樣；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