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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大口地喘息，接著我從她身上滾了下來。讓我震驚的是，她還在氣喘吁吁，當我開始怔怔發呆時，終於意識到她的喘息是另有原因。
“哮喘！”她快透不過氣來，驚恐無比地喘息道，“呼吸機！救護車！”
我很高興我的第一個固定女友十分健康，茹迪是個荷蘭“革命者”，在最後一個學期，我邀請她來斯托：她溜入校園，偷偷地在樹林中搭起帳篷。在這令人高興的一星期，我每晚偷偷溜過湖邊，來到樹林。我們躺在星空下，一邊抽大麻，一邊談論我們將改變世界的理想。茹迪瘋狂熱愛世界政治，她成了《學生》雜誌主要的“駐荷蘭海外記者”，而且繼續寫一些有關恐怖分子的有影響的文章。
除了古代歷史，我放棄了所有科目，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學生》上，我一心想著儘快離開斯托，去倫敦開始記者生涯。
1967年，我17歲，離開斯托的時候，校長對我的臨別贈言是：“祝賀你，布蘭森！我想你將來要麼進監獄，要麼是個百萬富翁！”
6個月後，我最後一次收到來自斯托的訊息，1968年1月16日，校長寫來一封信：“親愛的布蘭森，很高興看見新聞界對你們首版的好評，創刊號非常吸引人。最誠摯地祝賀你，未來一帆風順！”
1968年1月，《學生》的創刊。
第二卷
3。商業啟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學期末，喬納森和我搬入了位於倫敦康納特廣場的他家地下室。我們成功說服著名女演員凡妮莎·裡德克雷弗與我們做次訪談。這次訪談是我們的轉折點，我們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當名人越來越多，甚至包括藝術家大衛？霍克尼和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時，要說服廣告客戶《學生》值得它們登載廣告就變得輕而易舉。
整個夏天，我和喬納森都住在地下室裡。房間又黑又溼，沒什麼傢俱，我們的床是鋪在
地板上的床墊。這個地方很快變得十分混亂，扔滿了髒咖啡杯和包裝紙的碎片。我們經常餓肚子，有時候我們溜上樓搜刮喬納森父母的冰箱，媽媽偶爾會帶著裝滿食物的大籃子破門而入。
“紅十字會的救濟來了！”她喊道，“你們兩個多久沒洗澡了？”
於是我們就在地上狼吞虎嚥吃起來。
有一天，她帶來了100英鎊的現金。媽媽在山姆裡？格林附近的路上拾到一根項鍊，交給了警察局，三個月後仍然無人認領，警察就把項鍊給了她。她知道我們沒錢，所以她來倫敦賣掉項鍊，將錢給了我們。她的100英鎊還清了電話費和郵費，還夠我們熬幾個月。沒有它，我們可能早已破產了。
彼德？布萊克因為設計甲殼蟲樂隊的《警察熱身》專輯封套而名聲大震，他為我們的創刊號畫了一個學生做封面。純白底上只有兩處紅色，一處是標題“學生”，一處是學生打的紅領帶。除了這幅畫，他還同意接受我們的採訪，開場白就語出驚人：“沒穿衣服的漂亮女孩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我對此尤其感興趣，她和透視或者解剖學一樣，會告訴你如何畫畫。”
他進一步指出“學生勢力”的危險——這在當時引起極大爭議：
“我認為學生擁有的權力不應該凌駕老師之上，我不喜歡把學生作為一個階層，我認為他們高估了自己，他們說得過多，涉足過多的社會活動，有著過多的權力。我認為人們過於熱衷當一名學生。畢竟，學生不是如此重要——他們實際上只是學習如何長大成人，學生不應該有權抱怨。”
也許因為我們太年輕，不像專業訪問者那樣咄咄逼人，因此我們的很多訪談物件坦率自由的訴說心聲，傑拉爾德？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經常畫畫——它讓我有精神支柱。我從來無法停止，對我來說它如同吃飯一樣重要。一旦我有了想法，就必須畫出來——像患病似的，一種本能。”當我問達德利？摩爾他對學生的看法時，他回答說：“對於你們這一代，我最不喜歡的就是你們的年齡。”他是牛津大學馬格達倫學院的管風琴教授，但是當我提到古典音樂時，他說：“我寧願選擇和六個女人整天在泥沼裡打滾，也不願坐在鋼琴邊。”
米克？賈格爾和約翰？列儂也同意接受訪問，他們兩個都是學生們所崇拜的偶像。《學生》雜誌對賈格爾的採訪進行了誇張的介紹：
“最近，《旋律製造者》寫道：”賈格爾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當他尊敬的哥哥告訴卡拉馬佐夫為了學會善良，痛苦必須存在時，卡拉馬佐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