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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不清楚的?”郝永良低聲說:“化學彈藥從我們守住了哈爾濱後就開始搞了,從收繳的日軍化學彈藥開始研究起來的。當時我們在戰鬥中很吃了鬼子這傢伙的虧,當時大家就想搞出這玩意來回敬他們。
後來的作戰中我們也使用了一些這種彈藥,對士兵也加強了這方面的防護,我們自己的科學家也在我們的要求下擔負起了研製的任務。這東西別人有的時候,自己不僅僅只能研究怎麼防護,更要自己也要有才行,這樣才能使他們有所顧及,我們化學彈藥和德國有不少合作,取得了不少成果,現在部隊的彈藥中就有一定比例的化學彈藥。
至於我們的細菌武器,那還是我們上次進攻長春的時候無意間攻進一個日本秘密基地找到的。突擊隊看見戒備深嚴的基地,以為是日軍的重要機關所以突襲殺進去,找到了這些東西。那次作戰他們這些武器還來不及使用就被我們繳獲了,更重要的是繳獲了他們相當數量的檔案,這都是他們活人試驗得出來的資料和培養細菌武器的方法。
當初我們就想到了日本人既然敢用化學武器,難保會使用這些細菌武器,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到底有多少個這樣的研究所,唯一的辦法也是生產這樣的武器保持對他們的威懾,他們一旦使用我們也將毫不留情。本來這些一直沒有準備使用的,可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一旦我們現在還對他們示弱,那麼他們其餘的軍隊也效仿在這裡所做的一切,那麼我們收復的土地只會是無人可以居住的廢墟,這絕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如果可能我們寧可用他們無數的鮮血也要換取我們民眾國家的生存權!”
鄧演達知道他說的都是實情,心中一嘆,再也不好說什麼。從他到哈爾濱來之後他就發覺到了這裡軍官對外國人的生命表現極為淡漠,他們的目光始終注意的是中國人到底怎麼樣。這和中國其他軍閥武裝輕賤民眾,重夷人是很大不同的,他也十分感興趣,這才是真正的大國強國之道!但是他很快就發現了他們在實施各種政策時的不擇手段,該鐵血的時候毫不手軟,該安撫的時候也絲毫不怠慢。
作風有共產黨的,有國民黨的,有借鑑外國的,有照搬古代的,只要能起到作用的方法他們都會嘗試。他們對進入中國的日本士兵從來就沒有任何話可以講,只要抓住了就會槍斃,無論他做過或者沒有做過什麼。對那些日本僑民只要犯過錯的決不放過,只需要一點點小錯就可以宣判數十年以上的苦役。
他曾經看過那些日本苦役人幹活的地方,住宿和衛生飲食條件之差讓他感到震驚,按照那樣的條件下勞動很少有人可以撐過十年的。所以被判了勞役的人離死也不遠了,唯一的區別是可以多活幾年,為中國的老百姓乾的實事,為他們的國家和同胞以及自己犯下的錯誤做出補償。在他們眼中,稍有大錯必然只有殺頭可講。
不僅是他們中甚至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都認為給他們勞役是給他們改過贖罪的機會,犯下了大錯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享受這種優待。鄧演達知道很多日本人犯的錯誤並不是很嚴重,但是沒有人會原諒他們,從他們的國家開始入侵中國開始他們已經是敵人了,即使什麼事情都沒有做也是不會取得任何人的原諒。
鄧演達於心不忍曾經提出過,稍微改善一下那些被關押的日本人的生活,李成坤並不贊同他的觀點,可是也沒有反駁。他只是讓政府討論了一些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卻讓鄧演達苦笑不已。那些官員們討論的結果是,“的確是環境比較惡劣,為表示我國政府人道主義精神,在我國還有數以萬計的同胞還在飽受飢餓的時候改善正在服刑的犯人的生活條件。做為回報那些還在饑荒中的中國百姓,也希望‘自願’將幫助中國建設的期限提高百分之四十。”
這表現的是整個社會對日本的敵視態度,而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做為一個老資格的國民黨左派,他還是不希望看到兩個民族如此的仇恨。在他眼中發動戰爭的只是日本統治階級和軍人,老百姓都是無辜的。可是他卻沒有看到支撐起戰爭的卻都是日本老百姓,積極參加軍隊侵略中國的也是日本老百姓,從侵略戰爭中掠取大量好處的也還是日本老百姓,他們的生活已經和戰爭永遠無法撇清關係,他們內心是渴望戰爭的,為每次戰爭的勝利而歡呼而驕傲。
他之所以會有如此想法和國民黨成立之初的日本因數不無關係。早期國民黨前身的同盟會不僅得到日本政府的,很多會員就是正宗日本人,他們甚至來中國參加了反清的武裝暴動,每個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身邊都會看見日本助手的影子。在他潛意識裡所以存在這種想法。①
“日本對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