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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上，他實事求是、錙銖必較，毫無客氣可言。
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有人因此說他腦子不會打彎，將學術作風帶到生活當中，是有一定道理的。為了真理或正義，他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然而就是這種率真、豪爽的秉性品質深對李成坤的胃口，在東北長大的李成坤和大多數北方人一樣喜歡和那些豪爽、率直的人交往。好在李成坤對那些學術問題，也不會不懂裝懂，沒有刻意的做作。
束星北原本就不喜歡和政客搭上什麼關係，要不是看在李成坤抗日的壯舉，加上他們允諾給予最好的研究和教學環境，他也不會來到這裡。李成坤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也失口不提政治，束星北談得多的是一些研究方面的問題，加上平日的意見和看法，好在束星北將學術問題的時候十分通俗、形象，李成坤聽起來也不是很是十分困難。
對於他們這樣兩種人的相交，外人都感到很驚訝。然而熟悉束星北的人都知道，他最厭惡的就那些熱衷於政治、黨派的學生和同事。如果是他的學生，他一定要嚴加管束或“挽救”，如果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他就會與同他們疏遠。束星北認為，政治就是政治，學術就是學術，它們是兩個完全不能相碰的“專業”，一旦摻和在一起，勢必要出問題。
在他的眼裡，人的標準也被簡化為“好人”與“壞人”。“好人是公正無私、沒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誠不虛偽，反之就是壞人……肯為別人犧牲自己的人是好人，為自己而犧牲別人的是壞人……”，“而政治或立場，往往會將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致失去人的根本的東西。”而李成坤雖然從來認為世界上什麼人都有，卻沒有好人和壞人。但是他很大程度上是個軍人，而不是政客，對自己還是赤誠以對，更沒有什麼害人之心，如果真的有害人之心也是對那些漢奸和日本人的。
束星北剛到哈爾濱就認識了剛從德國回國不久的王淦昌，從此兩人結下了不解之緣，儘管經歷不同，性情更是形同宵壤，可是對科學事業的執著與嚴謹的精神相同。在專業上，兩人雖各有所長，一個擅長理論物理，一個擅長實驗物理，但整體實力相當。從學業經歷上講，兩人都乘坐過“科學英雄時代”的列車，都是中國現代物理學界的領軍人物。
科學研究上，兩人也是須臾不可分離的夥伴，儘管各有所專，卻每有新的題目或思想時，必到一起探索討論。學生或同事有疑問或新發現，王淦昌一定要將他們引到束星北那裡。他常說，束星北鬼點子太多了，你們去討吧。反之，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稱讚王淦昌的語言是：他肚子裡的貨很多，你們得盯緊點。有時兩人也就共同關注的題目進行研討，如核裂變和Ｂｏｈｒ的色散理論或β衰變理論等。近年來，兩人已開始討論研究如何擊破原子核了，兩人的研究已完全進入國際物理學的先進行例了，對中國原子彈研製和和平使用核能做出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在三七年的時候，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玻爾來到中國。先抵達到上海，後應邀到了哈爾濱到哈爾濱大學做了原子核的學術報告。束星北和王淦昌幾乎與這位量子力學大師寸步不離。束星北同他探討了原子核的複合核與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與愛因斯的爭論；王淦昌同他探討的是宇宙射線中級聯簇射的原因等問題。兩個人特別是束星北與大師之間，不僅是請教、探討，更多的是爭論。
束星北給玻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玻爾從中國回去後，不斷收到中國幾所大學師生的信箋，多為探討物理學上的有關問題。也有些師生向他請教、詢問到國外深造學習的途徑，有的則直接讓他幫忙介紹。對於這些要求，玻爾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國有束星北、王淦昌這麼好的物理學家，你們為什麼還要跑到外邊去學習物理呢？”
李成坤向他介紹了相關的科研機構，並帶領他們去參觀後，這些教授看了都感到比較滿意。這裡雖然環境簡陋了些，可是他們還是看得出那些儀器裝置都是頂尖的，花費肯定不會小，想從前在浙大的時候，各種原本就極少的科研經費經常被剋扣，這裡簡直是天堂。新建起來的學校中最先建起的就是教學樓、試驗樓、圖書館和住宿樓，其中教授們的住宿問題是重點解決的，徹底解決了他們的後顧之憂。
當研究雷達的專案被送到物理系的時候，束星北被任命為專案負責人，長時間以來，因為中國這方面的研製水平比較低，加上得到的也是最基本的東西。這裡面的原理對於束星北來說一點就透，很快就根據“電磁波探測器”的原型，自己製造出一個更加簡練、實用的“電磁波探測器”來。可是這東西使用起來問題很多，相當的不實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