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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措施客觀上促進了山西經濟的發展，為山西贏得了“模範省”的稱號。
閻錫山有別於其它軍閥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勤於學習，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思想體系。與此同時，閻錫山採取一系列措施擴充自己的實力，在太原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軍事工業體系。憑藉充足的軍需物資保障，從1917年到1930年，躊躇滿志的閻錫山先後四次擴軍，使晉軍由7000人猛增到20餘萬，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閻錫山由於在日本留學受到民主思想的薰陶在中國軍閥中算得上比較開明的。如在山西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中（由於急速擴軍軍費不足，徵收房稅引起公憤，大批學生砸了省議會來到督軍公署）閻錫山要求督軍公署衛兵不帶武器、不繫皮帶、不穿皮鞋組成人牆擋住學生，但是讓23個學生代表進去。學生代表進去後就長跪幾個小時要求消除房稅，讓這個山西土皇帝尷尬不已被迫屈服，親手寫下手諭並簽字畫押，第二天甚至發表《寬恕令》和《罪已令》來高姿態收拾民心。反而在9。18後學生抗日熱情高漲的時候，到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請願被國民黨糾察隊打死1人，打傷14人，閻錫山乘機查封了國民黨黨部，把國民黨勢力趕出了山西。
中原大戰後期，老奸巨滑的閻錫山宣佈下野除了後衛的3個師基本部隊外，其餘都在徐永昌帶領下全部退回山西，這成了他東山再起的資本，而馮玉祥則拼乾淨了二十年苦心經營的近三十萬西北軍。閻錫山在膽識韜略、胸懷眼光以及號召力上還是遜於蔣介石一籌，也正因為如此，成大事者，蔣介石也，成諸侯者，閻錫山也，而馮玉祥之輩，則只能為將為帥，至多再加上個愛國的頭銜。
中原大戰的失敗使閻錫山不得不吸取教訓，重新回到保境安民的老路上來，在“經濟建設”的口號下編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建立政府企業“西北實業公司”，太原城內最高的建築鼓樓上也適逢其會地掛起了“造產救國”的牌匾。太原作為我國重要的重工業城市的地位，就是這一時期奠定的。蔣介石曾對他的高階官員們說：“不要說什麼學德國、學美國，要學就學山西”。（中共一位領導人也在後來曾批評一些地方幹部們在某些方面“還不如當年的閻錫山”。）
我到達山西后馬上就和這個去年剛過完50大壽的國民黨元老在進山會面了，他曾經離中國的權力顛峰只有一步之遙，可惜最後功虧一簣。我和他的交談發現他具有山西人特有的那種精明，但是有山西商人特有的品質不夠大度，甚至說有些小家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中原大戰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是我知道因為這種品質只可做諸侯，是成不了大氣候的。他也知道從我們手裡很難拿回綏遠的，不僅因為我們已經部署重兵，更因為從日本陸軍留學回來的他深知日軍戰力，我們殲滅的日軍兩個精銳師團他自問頃全省之兵也不易做到。他自己心裡想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利益，他很明白和我們拼命是不值得尤其是為了那麼貧困的地方，作為多年不倒的他深知道沒有自己的軍隊到那裡都走不通，不會把自己手上的辛苦建立的軍隊和我們消耗掉。
在我們保證我們會全力保證晉軍的馬匹和軍墾的田地我們糧食按照市價的30％賣給他們並保證我們在鋼鐵廠建立起來後在全國範圍內優先向山西提供鋼鐵（除了了我們自己的需要外）等一系列的條件。他們也保證了我們今後在山西的任何人和物質的暢通無阻和公平交易等一批商業協定。唯一對此有點意見的是傅作義原來怎麼好歹也是個省政府主席，本來軍墾的田地都可以賣給地主自己可以得不少，而部隊更是可以隨時自己補充，現在什麼都要靠閻錫山的配給，這為他們之間的關係蒙上了陰影。（1938年太原失守，守將正是傅作義，本來閻錫山要處分他，但是傅作義撤退前得到了中央軍的衛立煌“相機撤退”的手諭和蔣的反對才作罷。一年後因為和共產黨合作以及太原失守和閻錫山產生隔膜脫離晉軍接受蔣指揮。）
我和他談完了他和我大談在日本留學的生活，我也不時補充幾句，有時大家一起說出來，雖然年紀相差了許多，但是日本的經歷還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有了一些相同的語言，大家還算是談得來。我表示對閻錫山建設山西很是欽佩，雲其為山西百姓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聽了很是受用，對我說我：“我28歲當山西都督，二十多年來始終沒有人可以扳倒我建設因為我對山西還是有點用處。你20歲有如此成就也算後生可畏了……”我看到他的精明的眼睛知道他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來，幸好我的事情差不多已經解決了。
在我的要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