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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咬狗的明爭暗鬥，也成為上海區的情報物件，經常把這些向總處反映。有幾次還
奉到蔣介石的批示，要上海區進行嚴密調查。可是上海區與劉炳藜等人間，卻從不
提到這些情況。特別是復興社推薦給戴笠的上海方面一個次要負責人徐進（別號岸
登）到上海區當書記時，區長吳乃憲便再三叮囑他，有關上海區對復興社方面的調
查情況，千萬不能洩漏，以免引起人事上不必要的麻煩。
當時上海區一些基本特務大多是要參加復興社組織，一般組員則不一定要參加。
參加後所編的小組也仍舊是把軍統編在一起，不與外間混合。我當時是與幾個組長，
加上在警士教練所工作的軍統黃加持、楊華波等，編成一組。而各人的具體工作從
不在組會上報告，對復興社所指示的要隨時反映情況一節則根本沒有做過一次，以
後甚至連小組會都不開了。這些人名義上是復興社和革命青年同志會的成員，卻對
這個組織從不盡義務，主要是這些人乾的罪惡勾當，已超過復興社一般成員不知多
少倍了。
抗戰前，軍統在上海工作的特務們，待遇比當時一般反動派軍官略高一點，並
有獎金和特別費。一些組員工作無突出表現的，則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費。除直屬
通訊員有一百元以上的生活費外，各組的組員大都是從三四十元到一百元，組長另
有一百元特別費和房租費。因此一般組員常常感到人不敷出，總是想盡各種辦法得
獎金。我曾多次向戴笠談過組員生活費太少，他總是回答我說：〃我們是幹'革命'
工作，不能講享受，應當刻苦一點。〃他這一套冠冕堂皇的話說了多少次以後，也
有時會露出一點馬腳，說出他真正的意圖。有次因張人估向楊虎借錢給他發覺，也
找我去罵過，說我事前知道不向他報告。我又提出實在是錢太少不夠用，他這時才
向我說出這樣一段話（原句我已記不清，只記得大意是這樣）：如果生活費給多了，
有些人便會貪圖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給一點可以維持生活的錢，這樣一來，便
非好好努力設法得獎金來彌補不足，工作越好，獎金越多，最容易表現出成績；不
好便不給，可免去固定的龐大開支。他認為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果的辦法。可是
另一面也造成了特務們利用方便去搞貪汙活動的勾當。
當時上海區的特務們，除極少數人有軍委會或參謀本部、軍事雜誌社等證章外，
沒有其他任何證件。最初要搞貪汙敲詐很不容易，等以後掌握了偵察大隊後，一些
不搞公開工作的因與偵察大隊的特務認識，便互相勾結起來搞貪汙活動。當時兼了
公職的特務比較好些，生活費照常拿，又有公職收入，所以許多特務都希望能兼上
公職多搞點錢。
有些擔任秘密工作的特務都希望兼一個公職，不但可以兩方面拿錢，還可以有
更多的額外收入。特別是像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和警察局的偵緝大隊等單位，尤其
弄錢方便。我記得我剛派到偵察大隊去當督察時，第一天去上班，我把一些書報放
進抽屜去，發現裡面放了一個紅紙套，上面寫了三個字〃請笑納〃。我拆開一看，
裡面裝的是兩百元的現鈔。我很奇怪，忙去問大隊長翁光輝是怎麼回事？他笑了一
下，說不知道。我便責問那個照料辦公室的勤務兵，誰把這東西放在我抽屜裡。他
滿不在乎地回答我說：〃有人送錢給你，不要就算了，還發什麼脾氣。〃第二天，
我再開啟抽屜，錢不見了。後來我把這事告訴戴笠。他問我為什麼不要？我說：
〃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將來我就得聽別人的了。〃他很高興地稱讚我。從那次以
後，便再沒有人在我辦公桌內放東西。我和林之江的辦公桌是兩對面，我常看到他
開啟抽屜，面帶笑容地把東西裝進口袋。
罪惡活動種種
在這段時期裡，軍統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殺。除了殺害楊杏佛、史
量才兩人我已專題寫述過以外，而最多最慘的要算殺害當時在上海秘密逮捕到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