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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星期，我就接到了擔任大隊長的委令。這在當時反動政府中辦事的效率可說
是最高的了，同時也說明只要是戴笠決定了的問題，立刻可以將編制改變。
我去接事的時候，真是別開生面。蒲崗和我辦正式交接手續竟不在他的辦公室，
而是在夫子池來龍巷偵緝隊大門口一家茶館裡。這家茶館是偵緝隊一個退職的隊員
所開設，蒲崗和他的許多分隊長等每天都在這個茶館中去碰頭。幾個最好的座位是
固定保留給這批人的。平日雖然空著也不賣茶給別的客人，好隨時讓他們去坐。由
於這家茶館設在偵緝隊門口，老闆又是過去偵緝隊隊員，每天去的又都是這個隊的
負責人，因此，這裡便成為和偵緝隊〃談生意〃的最好地方。這個老闆便成為他們
的中間人，所以他並不以賣茶為主要收入，而是靠經營〃副業〃來分肥發財。因為
偵緝隊由軍統控制後，警察局長不論是軍統的徐中齊或非軍統的唐毅，都不過問這
個單位的工作。
抗戰時期的重慶警察局局長人選很有趣，徐中齊和唐毅每人都當了兩任，徐下
臺交與唐，唐下臺又交與徐，徐再下臺仍舊交與唐，好像除了他們就找不出第三個。
其實內幕很簡單，當時逐鹿者雖大有人在，卻一直沒有輪到。原因是徐為軍統，除
得到戴的支援，還直接走蔣介石路線，特別是對孔祥熙巴結，極力討好孔的第二個
女兒孔令俊。而唐雖非軍統，卻一向接近戴笠，又得到四川軍閥王瓚緒的支援，並
和徐一樣走蔣孔路線，因此能一任再任。他們每次走馬換將，除了自己帶一個主任
秘書外，像督察處長、司法科長、偵緝隊長等都是戴笠所派，誰都不敢去動。
偵緝隊卻又不是軍統局全部掌握，而是軍統渝特區運用，隊長及以後的大隊長
都是兼渝特區的組長，專替渝特區做社會情報和擔任行動工作。只有像監視中共辦
事處、《新華日報》等工作時，軍統才統一佈置。所以這個偵緝隊便可鑽空子，任
意逮捕人，而進行敲詐勒索。這個茶館就成為講條件，一手交錢一手放人的地方。
我去接事時，蒲崗站在門口向我招呼，我還誤會他很客氣跑到門口等我。當他
把我拉進茶館坐下以後，我才明白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當時感到在那種場合談話
太不方便，他才同意到他的辦公室去，把隊裡的一些負責人向我作介紹。
偵緝隊內部原來的編制很簡單，除副隊長沈夕峰外，只有一個書記和幾個司書、
事務員，書記包辦一切，連審訊都擔任。不過一般審訊都是由分隊長自己抓人自己
問，書記便記錄一下口供籤一個處理意見。檔案是亂七八糟。我初去看到那些分隊
長審問小偷扒手時，完全用竊盜中慣用的術語同他們談〃內行話〃，對方應答如流，
最後才談到案情。當問到他來過多少次，有的馬上承認哪幾件事是他做的，贓物已
如何處理，談得很乾脆，也不推倭，同時毫無懼色。審訊時就像談家常一樣，根本
用不著用刑，完全不像審訊，只幾分鐘就解決了。
有次我試圖改變一下方法，用一般常用的審訊方式去審理一個小偷。他連聲叫
冤，矢口否認他偷了人家東酉，而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如何可憐的老實人。我當然不
會相信他，可是卻沒有辦法使他能從實招來，正在弄得下不得臺的時候，一個老隊
員因事來見我，一看到那個自稱好人的人，馬上就說：〃XX，你怎麼又失風了？！〃
這人聽了立刻改變態度，便老實招供，問題即時大白，原來他是一個慣竊，並不曾
冤枉他。
我任大隊長後，便將偵緝大隊進行擴充改組。我考慮到，抗戰時陪都所在地的
偵緝大隊，不應只以作社會情報和管理小偷扒手為滿足。我懂得戴笠的心理和軍統
的要求，只要想得出辦法，提出要求，一定能得到支援。當時什麼編制和法制問題，
我根本沒有去考慮。我也不大和副大隊長沈夕峰去商量，因為戴笠不信任他，我也
對他滿不在乎。我完全按照我在上海所搞過的和見過的一套來著手改組，先從大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