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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路上欣賞著大海，回國時，年輕的鄧小平是從陸地走的，火車、汽車、駱駝、馬匹，從1926年底到1927年2月，備嘗了旅途艱辛，用鄧小平的話說：這一路上，足足一個多月，連臉都沒洗過一次。光騎駱駝走沙漠就整整走了8天8夜。
這時正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高潮時期。鄧小平受中國共產黨的派遣回國，到西安馮玉祥國民軍聯軍擔任中山軍事學校政治處處長，兼政治教官，並任該校中共組織的書記。關於這所中山軍事學校情況，鄧小平有這樣一段回憶：
“這個學校是當時擔任國民革命軍駐陝總司令于右任辦的，於當時屬於國民黨左派，這個學校的主要職務都是由黨派人擔任的。校長史可軒是黨員（後犧牲），副校長是由蘇聯回國的李林同志（我們在法國就熟識，李後在中央蘇區犧牲），我同時擔任校黨的書記。”
鄧小平和他的戰友們是如何活動的呢？他的自述告訴我們：“學校經過短期籌備，很快辦起來，學生不少是黨團員，除了軍事訓練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發展黨團等項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講革命，公開講馬列主義，在西安，是一個紅色的學校。這個學校在1928年成為陝西渭華暴動的基礎。”
從2月到西安到6月離開，短短4個月時間，鄧小平等中###員們做了大量工作。緊張的工作，不寬裕的生活，並沒有使鄧小平悲觀，精神上反倒更樂觀，他還記得當年敲史可軒的“竹槓”讓他請客，吃牛肉泡饃。可見，那時大家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筆者曾於1991年在西安附近見到史可軒同志的墳墓，墓碑上的字是鄧小平建議當時的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給題寫的，足見他不忘犧牲同志，重視友情。
“那個時候我是中央的秘書，是政治秘書。八七會議的時候，我們住在武昌，……會議是號召搞全國起義，全國到處起來，從八一就開始了。”這是鄧小平後來回憶他初到武漢時的情況。
1927年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上一個重要的年份。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政變，汪精衛在武漢背叛革命。參加了汪精衛在鄭州召開的###會議的馮玉祥，開始清除自己軍隊中的共產黨員。鄧小平經與其他共產黨員研究，在馮玉祥以“集訓”為名，集中共產黨人於開封，最後“禮送出境”之前，由西安前往武漢，在6月底7月初到達。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被分配擔任中央秘書，不久，汪精衛主持的武漢政府也公開###，嚴重的白色恐怖籠罩全國，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為適應秘密工作環境，他從此改名為鄧小平。
剛到中央機關工作，就發生了一件令鄧小平記憶猶新的事情：有一次黨中央主要負責人陳獨秀主持召開會議，討論河南問題。會議相當簡單，沒開多久，陳獨秀說了句“耕者有其田”就宣佈散會了，表現得相當武斷。由於會議很短，討論問題很少，鄧小平又不熟悉情況，而偏偏被責成根據會議記錄起草一個給河南省委的檔案。結果，他只好寫了三百多字，還被有的同志認為太簡單了，告訴下一次再寫長點。
隨後，他又以中央秘書身份參加了令他終身難忘的八七會議。這次中共中央緊急會議，糾正和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就是在這會議上，他第一次見到了比自己大11歲的毛澤東。當時鄧小平23歲。當時，彼此雙方也許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但是，後來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說明，正是這兩個人，翻動了時代的光輝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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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軍隊那麼多年沒有負過傷（2）
鄧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及夫人，中共中央秘書長李維漢住在一起，並且還參加了八七會議的具體籌備工作。他回憶說：
“為保證會議絕對安全，會議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黨內交通員帶進去的。辦事情的少數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負責人最後進，最早走。八七會議會址與餐廳相隔，兩處均有後門相通，會議代表全部從後門進入。”
當時，鄧小平曾告訴黨中央的負責人瞿秋白：“都已安排好了。代表知道地點的就自己來，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員或知道的同志帶進去，你和李維漢同志從後門進去，到時洛卓莫瓦負責把門，我也在那裡。”
關於自己與會情況，鄧小平記得很清楚：“我們二十幾個人分三批進來，我是第一批，記不清和誰一起進來。我在這裡呆了六天，會議開了一天一夜，極為緊張。我是最後走的，走的最晚。八七會議是武漢最熱的時候，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