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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們黨有聯絡,關係比較久。1945年9月,當高樹勳率部開赴平漢路前,劉伯承和鄧小平就佈置4個月前派到高部任冀察戰區總部參議的中共地下黨員王定南,抓緊做好爭取高樹勳的工作。為此,劉伯承還親筆寫信給高樹勳。
當高樹勳部北上國民黨軍沿平漢路開進後,即派人與劉伯承、鄧小平取得聯絡,表示了不願打內戰的意向。劉、鄧抓住這一時機,設法召見王定南。鄧小平告訴王:情況變化很快,高樹勳新八軍和河北民軍已離開新鄉,到達磁縣馬頭鎮。黨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攔阻國民黨這3個軍北進,這是我們當前嚴重的戰略任務。劉伯承接著也講了話。隨後,鄧小平明確向王定南交代任務:你現在就回去對高樹勳將軍講,根據目前形勢需要,他要就地起義,配合我們完成阻止國民黨北上的戰略任務。劉伯承則進一步要王定南促使高樹勳痛下決心:這正是高樹勳將軍走向革命的大好時機,要他當機立斷!同時,劉、鄧把有關情況及時上報中央軍委。這時,邯鄲以西的峰峰礦區晉冀魯豫野戰軍指揮所,成為劉、鄧揮師痛殲敵軍和秘密策反敵軍的指揮中樞。
臨陣策反,必須以堅強的軍事實力為後盾,造成兵臨城下,使其插翅難飛之勢,並對反戈一擊者必需的要求予以滿足。此種策略需攻心為上才能奏效。高樹勳長期以來受國民黨中央系和孫連仲排擠,心懷不滿,久有離心傾向,不願在新內戰中充當先鋒,暗中已與我黨建立聯絡,此時被包圍,表現得更為動搖,戰鬥不積極。我軍在待機總攻時對新八軍實施佯攻,又打又拉,促其進一步動搖。儘管如此,高樹勳對馬上舉義還是缺乏思想準備。正像鄧小平後來所說:“高樹勳傾向起義,但在猶豫當中。那時國民黨要吃掉西北軍,有這個矛盾。”所以,當王定南返回馬頭鎮向其轉告劉、鄧的話時,他心存顧慮,長吁短嘆地說:“多年來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以及本軍其他家屬,目前還在徐州,我們在這裡馬上起義,國民黨豈不要迫害他們?”王定南直言相告:當前正是關鍵時刻,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呀!至於家眷確是一個實際問題,為此,我可以馬上去請示劉司令員、鄧政委設法解決。在此前後,高部所有汽車、馬車都是頭向南,準備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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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軍人,我真正的專業是打仗(3)
10月28日凌晨,王定南再次趕到峰峰,向劉、鄧彙報高樹勳談話結果。鄧小平強調:他現在起義,作用重大,時機很重要啊!劉伯承也重申: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至於高夫人和其他軍官家屬安全問題,我們可以請示中央設法解決。說完,劉、鄧即簽發了請黨中央設法護送高部家眷脫離險境的電報。當王定南把這些情況面告高樹勳時,他非常感激,當即表示:我立即起義,走革命的道路。當日晚,劉、鄧又委派野戰軍參謀長李達前往馬頭鎮高部駐地,代表劉、鄧與高接洽起義具體問題。李達曾與高樹勳在西北軍為伍,前者是1931年寧都起義時由西北軍參加工農紅軍。僅這件小事就足見劉、鄧對高樹勳起義的重視。李達向高轉達了劉、鄧對他起義的歡迎之意,激勵他發揚西北軍馮玉祥、趙博生、董振堂等人的光榮傳統,堅決投入人民的陣營,與此同時,劉、鄧命令所部對包圍之敵發起總攻,指揮北集團狠打第四十軍,以南集團鉗制第三十軍、佯攻新八軍。戰至30日,迫使敵軍再次收縮陣地。
10月30日,高樹勳率新八軍及河北民軍等約1萬人陣前起義,使敵兵力驟減,防禦部署出現缺口,軍心動搖。劉、鄧根據各方面(包括高樹勳方面)提供的情報判斷:敵軍內部恐慌,無心戀戰,必以全力向南突圍。故“圍師必闕”,網開一面,將主力隱蔽地南移至漳河以北敵退路兩側。31日黎明前,當敵主力脫離防禦陣地時劉、鄧才突然把即將潰退之敵包圍在南北旗杆樟等地,爾後,以“擒賊先擒王”的計策,於11月1日直搗敵軍首腦長官部。2日,殘敵大部被殲,僅少數漏網,戰役宣告結束。
劉、鄧指揮的平漢戰役,是在比組織上黨戰役還困難的條件下發起的。關於這一點,鄧小平在後來的回憶中講得很清楚:“打了上黨戰役,雖然彈藥有點補充,裝備有點改善,但還是一個游擊隊的集合體。在疲憊不堪的情況下,又打平漢戰役。隊伍沒有到齊,敵人進攻。”而“馬法五的第四十軍、三十軍都是強的。高樹勳的新八軍也有戰鬥力呀!錫聯在馬頭鎮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幾百人傷亡。”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取得那樣大的戰果,高樹勳率部起義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劉、鄧對高樹勳的義舉非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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