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三落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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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臨產時，她準備在父母身邊生養，並希望婆婆同往。婆婆心想，我一個鄉下老太婆，親家畢竟是當過“大官”的，去那能合適嗎？經再三動員，才前往南昌市。

沒想到，剛一見到鄧小平時，拘束感就消失了不少。鄧小平很和氣地對她說：“我們是革命家庭，沒有什麼規矩，你隨便些，想吃什麼就請隨便做好了。”

孩子生下來了，是個女孩兒。有一天，鄧小平坐在將軍樓門前，懷抱著小外孫女合影。小傢伙的眼睛怎麼也不看前方。鄧小平一邊用手逗著，一邊嘴裡叨唸著。無奈，小外孫女就是不往前看，“咔嚓”一聲，照相機裡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鄧小平穿著棉衣，頭戴圓帽，懷抱小外孫女，看到隔代孩子的出生，他心裡湧起難得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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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副統帥”（6）

鄧質方，小兒子，讀中學時，小兒子就愛好搞無線電，頭腦很聰明。“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山西插隊。1970年，他也前來南昌探望年邁的父母。小兒子的到來，使鄧小平夫婦心裡感到十分喜悅。當天晚上，父子倆暢談到深夜。從社會講到家庭，從學習講到生活，帶來了許多外界新聞，鄧小平聽了感到很是憂慮。他已經看到，“文化大革命”發展越來越偏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確軌道，連“偉大舵手”毛澤東本人也難以駕馭了。

最令鄧小平惦念的是大兒子。他們知道，這個出生在太行山區，由老戰友劉伯承起名“樸方”的兒子，從小學業就很好，“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第二號走資派”問題的株連，受迫害致殘。更使兩位老人牽腸掛肚的是：鄧樸方住院治療期間，身邊卻沒有任何家人護理。後來從親屬來信中得知，鄧樸方已被攆出醫院，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濟院。當時，他身體已十分衰弱，胸以下肢體癱瘓，時常發高燒。兒子的不幸遭遇，令兩位老人十分悲痛，他們的心幾乎都被揉碎了。

恰巧這時中辦和江西省革委會在商量怎樣護理鄧樸方的問題。鄧小平及時致信黨中央，表明要把大兒子接來自己照顧的願望，獲准後，鄧樸方得以前來南昌。妹妹跳躍著撲到父母懷中，不同的是，鄧樸方是坐著手搖車來到父母跟前的。

晚上，鄧小平夫婦幫助兒子洗澡。鄧小平手拿熱毛巾一遍又一遍地擦撫兒子的肌膚，還仔細地詢問著病情。兒子雙手揚著，一邊比劃一邊告訴父母：“從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我成了半截啦。”聽到這些話，兩位老人難過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夏天的南昌非常炎熱鄧樸方每天都需要洗澡、翻身。這些沉重的護理工作，便由鄧小平主動承擔下來。他先把洗澡水燒好，再組織全家人幫忙，把很胖的鄧樸方抬進洗澡間。在熱騰騰的蒸汽中，他一絲不苟地給兒子擦胸搓背，還得耐心地聽從兒子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的指揮。

鄧樸方平穩地坐著，面對父母及家人平靜地講述著自己欲見親人的痛苦往事：“一天清晨，我起床後吃力地挪動著癱瘓的身軀，坐進手搖車時，沒跟任何人講，就一個人悄悄地搖出了救濟院。我不知道你們在什麼地方住，還想到中南海去找你們。我用力地搖著手搖車，和太陽比賽，沿著柏油馬路，直向北京城。憑著雙手力量，我搖了幾十里路，終於來到中南海西門。坐在車裡，我在西門外的馬路旁，靜靜地向中南海里望著，一望就是幾個小時。我想，也許能望見父母，或者望見那些從小就熟悉的伯伯、叔叔們，總之，我是多麼想見到親人啊！”

鄧樸方的話，深深地打動著鄧小平夫婦的心。為了不使鄧樸方在家中寂寞，鄧小平經常考慮怎樣給他找點事做，豐富他的生活內容，在精神上給他以安慰。

有一次，鄧小平在車間裡主動問陶端縉：“廠裡有沒有修理電機方面的事情可幹？”回答說沒有。鄧小平又問：“有沒有無線電技術的或者收音機修理方面的事情可幹？”陶端縉想遍了廠裡的種種工作，確實沒有這方面的事可做。鄧小平告訴陶端縉：兒子鄧樸方在家裡閒著，能給他找點這方面的活兒幹就好了。他得知廠裡確實沒有這方面的活兒，仍抱著一線希望，第三次詢問陶端縉：“你家裡有沒有收音機呀？讓孩子修理一下也好，這也使他不至於整天躺在床上悶得慌。”看到對方因生活拮据，沒有收音機，當然也無法拿來修理時，鄧小平理解地點了點頭，便不再提這件事了。為兒子的一點小事開口求人，對於鄧小平來說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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