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三落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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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場罕見的政治風波在中國首都北京愈演愈烈。不久，戈爾巴喬夫宣佈辭職，他認為自己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的七年中，種種改革都失敗了，國家失去了前途。隨即，70多年來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的蘇聯國旗悄然落下。此時，東歐又發生了劇變。

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五星紅旗照例是迎著旭日，在激昂的國歌聲中冉冉升起。在複雜多變的世界多極化發展的格局面前，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轉向社會主義中國，觀察她能否經得起嚴峻考驗。

此時的鄧小平告訴大家：對整個國際形勢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有所作為。只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管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我們一定要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我們都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很從容地發展同所有國家的關係。我們要保持警惕，誰也不怕，誰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要有數。不扛大旗，不當頭。過頭的話不說，過頭的事不做。

但是，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採取行動來制裁中國，最明顯的就是1989年7月，七國首腦在巴黎召開的會議。此時中美關係降到了建交10年來的最低點。對這些所謂的“制裁”，40年前鄧小平就有了明確堅定的態度。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帝國主義的各種花樣直到封鎖，其目的在於迫我就範，我們的鬥爭也在於迫使帝國主義就範。我們絕不會就帝國主義之範。”在當時那種緊張的局勢面前，鄧小平以“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的魄力和膽識，確定了對美國的一個總方針。具體講：一是向美國強調中國絕不會接受任何國家干涉中國的內政；二是美國應採取主動改善兩國關係，我們絕不會乞求美國取消制裁；三是美國首先考慮本國的戰略利益，同時要尊重對方利益。

結果，美國方面於1989年10月和12月，相繼派出了前總統尼克松和布什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試探也好，求和也罷，終究是他們來到了中國，坐到了鄧小平的身邊。鄧小平嚴肅地對尼克松說：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隻能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使中國人民奮發圖強，人們支援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還有一個國格。他對總統特使說的是：“請特使轉告布什總統，在東方的中國有一位退休老人，關心著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

尼克松從鄧小平這位85歲的中國老人口中，聽到了這樣的話：“請你告訴布什總統，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美國是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鄧小平的態度可以說是“亂雲飛渡仍從容”。他的話是那樣的入情入理。

我個人愛好打橋牌（4）

經過幾年時間，西方一些國家和美國自己開始自行消除與中國正常關係的障礙，“制裁”、“封鎖”、“孤立”宣告破產。事實證明了鄧小平說過的話：“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中國誰也動搖不了。

鄧小平清醒地指出：在當今世界，發達國家欺侮落後國家的政策沒有變，我們自己要提高警惕，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同志指出：歷史表明，所有的國家都應當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侵略擴張導致災難，和平發展才能帶來繁榮。世界要和平，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生活在世界和平的明媚陽光之下，人類崇高而遠大的目標一定會實現。

我和伯承長期共事，相知甚深（1）

伯承久病，終於不治。我和他長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辭世，使我至為悲痛。

我認識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蘇區。初次見面，他就給我留下忠厚、誠摯、和藹的深刻印象。我們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軍一二九師，一個師長，一個政治委員，以後在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前後共事十三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我比他小十多歲，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裡，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於與同志團結共事的高尚風格，在今天仍是我們領導幹部的表率。

——1986年10月21日鄧小平悼念劉伯承的文章

1986年10月14日，在北京西郊的一個禮堂裡，白花點點，哀樂陣陣。鄧小平帶領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