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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勢在必行。
不過，提出“兩個估計”的《紀要》是經過毛澤東圈閱、當時的黨中央批准的。而在1977年的###月份，兩個“凡是”盛行，公開否定“兩個估計”要冒很大的風險。
鄧小平批判兩個“凡是”錯誤觀點，帶領全黨重新恢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同時考慮如何推翻“兩個估計”的問題。1977年8月1日，他聽取###關於招生工作彙報，有人問對建國後十七年如何估計，他講：基本上要用毛澤東“絕大多數是好的”的話，要講毛澤東思想體系，講毛澤東說過的“老九不能走”。他認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部分時間裡，關於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勵、提倡，是估計到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好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或者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雖然毛澤東在1957年以後講過一些過頭話，但在60年代初期，他還是支援科學十四條、高校六十條的。所以，衝破兩個“凡是”的禁區，砸開“兩個估計”的枷鎖，就要把毛澤東對教育方面和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導思想講清楚”，“應當從總體方面完整地準確地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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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實際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2）
據此，鄧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講話中公開指出，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工作的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應當肯定”；對廣大知識分子的估計，應當說，“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我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願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顯然，這兩個結論不同凡響，與“四人幫”的“兩個估計”根本對立。
“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實際上有違於毛澤東的原意。根據後來查到的筆記本上記載，毛澤東當時指示精神是：十七年估計不要講得過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錯誤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小部分人；多數知識分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不難看出，“四人幫”在修訂《紀要》時，不僅對毛澤東的指示斷章取義，同時還塞進不少自己的東西。因此，這一錯誤的《紀要》，特別是“兩個估計”，當時就遭到許多同志的質疑和反對。對教育戰線是紅線主導還是黑線專政的問題，在那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就展開過激烈的爭論。
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儘管有的同志害怕再犯“錯誤”，對“四人幫”殘酷迫害心有餘悸；但是，徹底清算“兩個估計”的時機已經成熟。1977年9月19日，他在接見當時###主要負責人時，提出要對《紀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他直截了當地說：“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建國後的十七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惟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裡培養出來的？”針對一些同志的疑慮，他批評道：你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出來，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揹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斗的。他嚴肅地說：###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
不久，根據鄧小平對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紅旗》雜誌社整理了一篇評論員文章，論述的第一個問題，就包括對“兩個估計”的批判。鄧小平同志兩次建議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該文，確定是否發表。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這篇文章和全國高校招生問題。鄧小平等同志在會上批判了“四人幫”封鎖毛澤東關於對教育工作估計的罪行，指出要把這篇文章寫好，以調動廣大群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11月18日，《人民日報》和第12期《紅旗》雜誌發表了修改後署名為###大批判組的文章《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掀起了批判“兩個估計”的高潮。
當然，鄧小平在充分肯定建國後十七年教育工作成績的同時，並不掩飾其缺點。他曾講：那時最大的缺點就是脫離實際，脫離生產，脫離勞動。正因為如此，教育需要改革。
我們看得更清楚，當時推翻“兩個估計”，是教育戰線撥亂反正的關鍵所在。這一重大舉措，解放了廣大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充分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而為恢復正常的教育制度、開創教育戰線的新局面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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