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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獲得該獎的金牌。的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的政治舞臺上,像鄧小平這樣幾度沉浮的情形是極為罕見的。後來,鄧小平這樣講:“我是‘三落三起’。”“人們都知道我曾經‘三下三上’,坦率地說,‘下’並不是由於做了錯事,而是由於辦了好事被誤認為錯事。”
鄧小平曾經回憶自己的“一落”和“一起”,他說:“主席當時也是受排擠的,當時我在會昌任中心縣委書記時,曾被任命為中共省委宣傳部長,還沒到職就被免掉了。”
1972年12月5日,鄧小平夫婦在歷時10天的贛南中央蘇區之行時,曾來到原蘇區中共會昌縣委舊址。在看毛澤東舊居時,鄧小平似乎心情比較沉重,講了一句:主席當年也是受排擠的。由於這個話題比較敏感,隨行人員中誰也沒有吭聲。8日下午,鄧小平又來到當年中央蘇區的“紅都”瑞金縣。瑞金縣的同志滿懷深情地對這位還戴著第二號“走資派”帽子的鄧小平說:“你是我們瑞金的老縣委書記!”這句話令他感動,使他追思起那艱苦又難忘的蘇區鬥爭歲月。
1931年7月,鄧小平離開上海,經廣東、福建,於8月到達瑞金,擔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在瑞金就任的10個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廟宇,身著粗布衣裳,和群眾同吃同住。有一次,他和幾個人在一起吃紅薯,有的人要剝皮吃,鄧小平不同意,他風趣地說:“紅薯皮營養高,吃了不怕風吹雨打,丟了太可惜。”
鄧小平憑著幹練、果斷、務實的工作作風,深入細緻地進行工作,使瑞金縣的各項工作很快就出現了新氣象。他主持縣委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績,很快受到了上級領導的重視和廣大幹部、群眾的信任。1932年5月,鄧小平調任中共會昌縣委書記。兩個月後,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成立,他又任中心縣委書記兼第三作戰分割槽政委。因為會、尋、安三縣為新區,這樣,鄧小平就又擔負起在新區開拓新局面的重任。
在到會昌縣就任縣委書記的短暫時間裡,鄧小平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據中共會昌縣的縣委史稿上記載:“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鄧小平經常深入會、尋、安三縣,調查研究,對各縣蘇維埃的工作進行具體的指導。”他主持中共會昌中心縣委工作期間,改變了會昌地區紅區與白區相鄰的邊沿地帶的面貌。他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果斷、堅定、有組織、有計劃的工作方法和對戰友倍加關心、愛護的殷切之情,同樣給他的戰友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人家說我是毛派(2)
當時,擔任縣委軍事部長、江西軍區第三作戰分割槽指揮員的鐘亞慶,在1932年9月的一次戰鬥中負了重傷,連夜被抬到了會昌的羅塘區,後又轉到粵贛軍區筠門嶺收容所。當時兼任第三分割槽政委的鄧小平從戰報中得知這一訊息後,很快打來電話詢問,並再三叮囑要鍾亞慶到會昌縣城去醫治。幾天以後,當鍾亞慶到達會昌醫院治療時,鄧小平等很快就來到醫院探望。鄧小平親切地安慰鍾亞慶說:“你從前線寫來的報告我看過了。前線的事已有人負責,你不要惦記,好好休養!”說完,又拿出50元錢,給他作營養費。鍾亞慶心裡久久不能平靜,小平同志工作繁忙,還親自來探望自己,並送給自己這麼多錢,這份深情厚誼多麼重啊!不知不覺,他流下了眼淚。
正當鄧小平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大顯身手之時,一場黨內的“左”傾錯誤路線風潮,鋪天蓋地地向他壓來,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鄧、毛、謝、古”事件。這次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所謂的“尋烏事件”。是指1932年11月位於游擊區的尋烏縣城被敵人攻佔。本來在敵我地區交界處這種得而復失不足為怪,況且這又是“左”傾錯誤路線指導下的惡果,但是,“左”傾路線指導者,為了排斥毛澤東正確路線指導,自然就把堅持這一正確路線的鄧小平等人作為首要打擊物件。鄧小平的第一次“落”開始了。這時他29歲。
1933年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向會昌、尋烏、安遠三縣發出一封指示信,指責三個縣的黨、團組織犯“與羅明路線及單純防禦路線相同的機會主義”錯誤。身為中心縣委書記的鄧小平看到這封信,心裡沉甸甸的,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自從年初“左”傾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後,以博古(秦邦憲)為首的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人,反對毛澤東等在蘇區實行的正確主張,並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還派出代表到各蘇區開展所謂的反右傾鬥爭,排擠和打擊抵制“左”傾路線的領導同志,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就是因此被視為“羅明路線”的代表,遭受到撤職處分等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