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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自述
我自從十八歲加入革命隊伍,就是想把革命幹成功,沒有任何別的考慮,經歷也是艱難的就是了。我一九二七年從蘇聯回國,年底就當*中央秘書長,二十三歲,談不上能力,談不上知識,但也可以幹下去。二十五歲領導了廣西百色起義,建立了紅七軍。從那時開始幹軍事這一行,一直到解放戰爭結束。建國以後我的情況你們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問我覺得最高興的是什麼?最痛苦的是什麼?在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的三年。那時我們的裝備很差,卻都在打勝仗,這些勝利是在以弱對強、以少對多的情況下取得的。建國以後,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有些失誤,我也有責任,因為我不是下級幹部,而是領導幹部,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當總書記。那時候我們中國掛七個人的像,我算是一個。所以,在“*”前,工作搞對的有我的份,搞錯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時候的失誤都歸於毛主席。至於“*”,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為什麼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說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所以,我現在身體還可以。如果天天發愁,日子怎麼過?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出來工作,從一九七七年到現在是七年,我相信沒有犯大錯誤。但究竟怎樣,讓歷史去評價吧!①
① 984年3月25日*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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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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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於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農曆),學生,父業教育。
(我)生於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農曆),學生,父業教育,同時又是軍政界中人,同時又是一個小地主。①
我的家庭經濟地位是一個將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地位。我的父親是一個小官僚,是進步黨的黨員,民國三年我的父親曾任四川廣安縣警衛總辦,所以家庭當時的生活可謂豐滿已極,其後進步黨的勢力在四川大失敗,於是我的父親亦隨之下臺,逃難在外約七八年之久,因之,家庭的經濟亦隨之而逐漸破產,直到現在,仍然繼續處在逐漸破產的命運,不過現時中國軍
閥的勢力還存在,小官僚還有依附軍閥剝地皮的可能,所以,我的家庭在現在的生活可算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的家庭除了我的父親去捧軍閥剝地皮得來的臭鈔可以補助家庭的需用外,還有每年幾十石租及幾萬株桑的收入。本來,這樣的收入,如果過很儉約的生活,是很夠了的,不過我的父親每每總要鬧官派,以致家庭的經濟往往發生困難。不過我兩個兄弟的學費是不發生問題的。至於我對於家庭的關係,以及家庭對於我的情感也可以說一說。我從母胎墜下來直到我十六歲出國時的生活都是過的很自由很豐富的生活——貴公子的生活,我的父母之愛我猶如寶貝一般。因為我自幼時資質就頗聰明,他們的愛我,自然是對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將來能夠做官發財,光耀門庭,改換祖宗。其後,我到了法國,我的環境使我發生了退婚的念頭,尤其是我加入了共產主義的團體後,此念愈決。原來我在一歲的時候,我的父母為得要想早日養得孫兒,為要實行“孔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格言,所以在我不知不覺中就給我定了一位地主唐家的女兒。我到法國後,“自由戀愛”的呼聲,充滿了我的耳鼓,觸發了我的心事,於是我決定寫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更覺得一個不識字不相識而毫無關係的女子,於我將來的革命工作實無補益且有障礙,於是又接連寫了若干封信向我的父母請求退婚。不兩月,父親的回信到了,大罵我這種行為是不孝,是大逆,並且說“倘故意違拗,家庭與汝從此脫離關係任其所為可也”的忿怒話來。我怎麼辦呢?當然,只有兩條路:一是受家庭的軟化;一是與家庭脫離關係。於是又寫了一封回去,堅持退婚的主張,結果,他們以後的來信,也不說脫離關係的話了,也不提及退婚的事了。最近幾月簡直沒有通訊了。至於我以後呢,也不寫信回家去正式脫離關係,不過以後我對於家庭,實際上可說是已經脫離了關係了。①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撰寫的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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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鄧墾(鄧小平胞弟)談家世(1)
我們家是個小地主,破落地主,只有四十畝地。四十畝土地,在我們那裡叫兩百挑。父親長期在重慶不回來,家裡很困難,經常欠債。父親過去在成都念書,也擔任過縣聯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