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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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工作，組織赤衛隊、僱農工會、貧民農團等組織，群眾情緒還好。但有一嚴重問題，就是流氓意識的影響，我們已注意到從發動尖銳的鬥爭中來消滅流氓意識。經過這樣工作之後，黨、蘇維埃略有發展和改造，惜為時不久方進到分配土地時（贛南當時口號是徹底平分土地），敵人來了，故我軍在崇義工作只能說有點影響，說不上創造了什麼基礎。

（四）富田事變對贛南的影響。

這件事我們到贛南才知道，得到的事實是如此：過去總前委與省行委向來有衝突，如對軍閥混戰的分析，引敵深入的戰術，開除劉士奇等問題，省行委常罵總前委是右傾，總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ＡＢ團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發。爆發的經過是總前委派一團長率一連將省行委、省蘇維埃負責人通通捕去，後二十軍一團長即率一營去救回，並殺死該團長。省行委負責人回後即公開反毛，當時有一中央巡視員曾批評他們不對。此事傳到贛南後，當時贛南行委即在信豐開群眾大會反毛。三十五軍軍委得知此事，指出贛南行委之錯誤，並將負責人（三人）扣留，後改隨軍行動，停止活動，並改組贛南臨時行委。此事發生後，一般同志特別是幹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開口，特別不敢批評總前委。贛南臨時行委對此問題的處置是在中央未解決此問題前，與總前委、省行委均斷絕關係。我到後與他們討論到此問題，批評他們這種脫離組織的解決辦法不對，仍須與兩方發生固有組織關係，但宣告富田事件候中央解決，目前堅決按照中央緊急通告的國際路線（我只看到一個緊急通告）來佈置贛南工作，哪方面的指導合乎國際路線就服從哪邊的指導。他們同意了這個意見，寫信與雙方面發生關係，同時指出省行委、贛南行委之嚴重錯誤。我對總前委之反ＡＢ團的方式亦覺有超越組織的錯誤，這種方法事實上引起了黨的恐怖現象，同志不敢說話，另一方面是可以助長ＡＢ團的發展，如贛南曾發生過ＡＢ團的分子抓住黨來槍斃忠實同志的事實，且在黨內恐怖之際給了ＡＢ團活動以大好機會。但同時我向他們說明，反ＡＢ團之嚴重主要是從深入群眾鬥爭的路線中來解決，當然並不是說緊急的處置不能用且必要用。　。　想看書來

附：鄧小平起草的《七軍工作報告》（10）

贛南指導機關的同志能力甚弱，需要派一人去作

中心，才能將贛南工作創造起來。

四 個人的回憶

我們在這一時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錯誤，據我現在的回憶感覺到主要的有：

（一）過去七軍的中心錯誤是處處以軍事為中心來決定一切問題，不是以群眾為中心來決定一切問題的錯誤路線，結果常常是處在被動地位。在右江時攻滇軍之役，攻武岡之役，攻連州之役，均是這樣的錯誤。沒有以發動群眾為中心（不一定佔領城市）而是以軍事為中心。因為有了這樣的中心錯誤，就不能不一路處在被動地位，到處站不住腳，一直跑到贛南。至於沿途是不是注意發動群眾呢？是注意了，但因有這一中心錯誤，實際上是忽略了群眾的工作。

（二）是不是應該離開右江呢？離開右江是否反對了鞏固蘇區的路線呢？我以為不是的，應該離開右江，因七軍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給養等等都發生困難，並且我認為七軍的錯誤還是在出來太遲了。同時七軍到江西也是對的，因為在武岡失敗後，在環境及本身的估量上，須要到江西與蘇區發生一時期的聯絡，以休養補充，當時七軍太殘破、太疲勞了，不過由右江到江西，應該一路執行正確的發動群眾的路線，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對於在北江發動群眾，創造一個鞏固蘇維埃區域，我認為這一決定是不正確的，梅花一帶對湘粵影響固大，正因為如此，敵人之注意力亦大，敵必不惜一切來進攻，在七軍本身力量及群

眾未起來之際是無法佔住的。當時七軍的需要實在應迅速到江西，果如此也不會有梅花之損失了，因梅花之役在該地工作的決定之下不能不打的，固然偵察不好也是一個失敗的原因。

（三）集中攻堅的錯誤，七軍是深刻地感覺到了。幾次的攻堅都是我們失敗，向柳州、桂林、廣州進攻更成了“左”的空談，過去的事實是證明了。

（四）過去七軍歷史上向來有輕視敵人的觀念，因之屢次上當不小。隆安、長安、武岡、梅花作戰都是犯了這個錯誤。

（五）七軍本是和平轉變來的，轉變後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夠，致有三次叛變事實之發生，都是舊的基礎（包括兵油子）沒有肅清的結果。黨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點，黨的領導仍